树懒的星期天

现在，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巨大事实：诗歌数量的无限增加，我不想提质量问题。因为在这个人欲横流、精英遍野、价值多元的时代，每个写诗者都有着一大套越来越精密、越来越能自圆其说的诗学。因此，无论读诗还是写诗，我自觉地弃绝理性的态度，我决定自我封闭， 不再交流和宽容。一只狼要在原始森林活下去也会要采用这种态度，当然它不是自觉的，而是靠自然遗传。在这一点，我多想是一只狼：简单、准确、直接、没有负担。但我肯定比狼要贪婪，我更饥饿，在这片诗的原始森林中，我不满足曾经吃过的，我想发现新的奇异的品种。我以为早已放弃了这份心思。但是一旦我碰上了让自己信服的、有了一种新的声音的作品，我才知道这心思不会死。诗更像一份食品还是毒品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比喻，差别没什么意思。关键是你不想缺了它。当然你可以“辟谷”。但那是一种非自然的高境界。我则需要时常能满足一下。很多年以来，我看到了一首有感觉的好诗，我甚至能断定它使我动心的时间：10天、两个星期、一个月。我自己与自己说的是：这个可以让我又顶上一阵子。这使诗多少变得有点像一件消费品，这是否也没什么不好吧。除了诗歌，我在心里还收藏了不少这类有效的小玩意儿。它们可以是一处风景、一幅画、一件雕塑、一段音乐，都无所谓，它们对我都是“诗”。（“诗”不是我喜欢的一个词，尤其它指的不是一首真诗，而是指它产生的“诗意”时用。）我将努力保持不在某方面浸淫太深，永远有生疏的感觉，永远有一种业余和外行的视线。前不久，我看过一本朋友的诗集，里面是一些良莠不齐的作品。但是我一下就断定了这是我几年来看过的最好的诗集，让我做出如此判断的正是它的粗糙，还有我发现的惊喜。但在更早的不久前，另有一诗人看过他的作品后，劝他别再写诗。这就是人。由于角度和切入点的不同就可能产生如此大的认识上的差异。有些人你离他们远点没什么不好。诗歌已被写出的太多了，据说《全唐诗》已收入了两千个诗人的六万多首诗。此刻正在这个星球表面呼吸的诗人总数肯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他们的一首诗能被我阅读的机会是几十万分之一，还是几亿分之一？在这其中，有一个旅居德国的中国诗人，由于偶然的原因，我不时会看到他的一些最新作品，我不会说我喜欢或不喜欢他的诗，这是没有意义的说法。我喜欢间隔一段时间能看见他的新作，可能只是创作中的一小部分，但是足以培养我看见一个生命在过程中的印象，这个过程与我的生命过程平行、交叉，构成了我生活的事实。这一点才是重要的，这样的小事形成我自己。其实，我一直避免让诗歌变成信息，但是由于它们进入我的头脑的路径是一致的，所以很多诗难逃变成信息的厄运。我曾听别人说过（我自己是否也这样说过）：某某的某首诗我知道，就像他知道国庆节放假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知道还不如不知道；你还不如把知道这首诗的时间留给冥想。冥想也是花费时间的一种行动。知道只是在大脑皮层上轻轻划过一笔，冥想则会给你带来一种身心贯通的体验，也许你会发现生命的脆弱，你仅仅是一个个体，你必须去做的就是追求快乐，这是对你的惩罚你的苦役。我仍然渴望得意忘言的境界，渴望进入那种非理性的自我肯定状态中去，不管在别人看来那是多么愚蠢。

　　在网上查找关于“第六代”的标准或权威解释。看完虽然留下了许多的印象，甚至也真的加深了关于“第六代”的理解。但是仍然无法汇总出一个确凿的、严密的、不矛盾的定义。
　　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称谓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不同的专家和影评人笔下不时地变换着它的边界，或许还有内涵。但只有一种说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六代”这拨电影人大多出生在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末开始在电影圈浮出。谈到他们出现频率颇高的词和句子有：半地下或边缘化状态，自由的表达和表达的自由，独立独行，视电影为生命，给中国电影带来了生机等等，因人而异的说法更多，游戏，商业化，反好莱坞，低科技，公映，电影节，获奖等词汇更是滚滚而来。而能被列入其名下的导演则随时会增长，随便有个什么人拍了部云山雾罩的电影，如果能通过什么渠道在不知哪个多如牛毛的电影节一映，只要此君大致生于六十年代，通过媒体一传播，这个名单就会增长二三字。
　　天长日久，在六十年代出生的影迷中，真在电影院看过一两部第六代电影的人很少见，但在报纸和如雨后春笋的杂志上没读十篇百篇关于第六代电影人评论和报道的影迷却不算稀奇。早些年，民间诗歌里有人宣称：诗到语言止。这说法用在第六代人的电影更为写实：电影到字止。我不想知道这种现状因何如此。其实，在网络时代已没有密不透风的防火墙，没了在电影院看电影的奢侈享受（曾经是多么平常的消遣和娱乐）的这代人有了一个更快捷的替代品：DVD（盗版的）。如果你是一个关注当代中国艺术走向和中国新电影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的人，那么看过十部这类影片并不算多，如果你有收藏癖弄到二三十部也不是太难的事。
　　暂时，让我们不去关心他们在体制下的命运：能否公映，或能否合法参加世界上璨若繁星的电影节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反正我们如果想看，总会有办法看到，尽管总不是很及时，让我们关心一下这些影片本身有没有意思。因为所谓第六代这些人的地下和边缘影片早已不可阻挡地成为了媒体上的主流影片，随便翻开报纸的影视版或杂志的影视栏目和书店里越来越不可胜数的专著最能抓住你眼球的就是这拨人。风水轮流转，如今随便在街上抓个人问问，能说出近年来有哪些弘扬主旋律的影片绝对凤毛麟角，但说出几个第六代导演的名字和影片的人不在少数，这些并非少数的人就是指六十年代出生的广大影迷或D友，他们的队伍正在壮大，甚至可能是坚持看未来中国电影的主要观众。因此，现在还在拍电影的人，可能除了张艺谋，甚至可能包含张艺谋，谁不怕了“第六代”。
　　从录像带到VCD到DVD，近二十年的盗版电影的观赏史，中国的第六代导演和第六代观众，一起开眼，一起兴奋，一起释放，一起空虚，一起绝望，一起错乱。定力不稳的个别导演在见多识广后丧尽元气，再执话筒拍出的影片仿佛一个被打得满地找牙的懦夫在耍无赖，这极端的个案不足为训，只是我偶然想到，我做个说明是必要的，否则我的文章有失公允和厚道。但在同样见多识广、眼光刁钻的影迷和D友眼中，定力不稳，底气不足，思维混乱，没话找话，自恋做作，也非偶然的觉察了。但是他们仍然是第六代影片的铁杆影迷，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如果碰巧也拍电影可能会拍出的一种影片。同病相怜，敝帚自珍吧。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2004年大多都有40岁左右了，无论观众，还是导演，可能他们并不希望自己人中出现了塔尔科夫斯基或戈达尔，但是出来个不再拍砍砖头、走房梁的电影并不为过，譬如，出个特吕弗或侯麦，我是说，出几个能实实在在把真心话说清的人并不应该是奢望吧。其实，第六代导演这群人作为整体注定是一个青黄不接的一代，从前的传统和从业的理由作废了，想想第五代的使命感和更早的老电影工作者，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他们有着人所共知的标准（评价尺度）和明确的目标。那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以至于它令戈达尔羡慕地说：我想在北京做一个领工资的电影工作者。
　　但第六代的命运如何，在他们吸收能力最强的阶段领教的那个传统，在世界之风灌进来的同时瞬间报废，做一个领工资的电影工作者的从业理由他们不屑一顾,或者也无力企及。从未领教过的自由和多元令他们眼花缭乱，早年的营养不足加突然的营养过剩，如果慧根不正，可想而知，拍出的电影会是什么爷爷奶奶样。我好像一直在说第六代的坏话，其实我没这个资格，我又没有看过多少他们的电影，并且我可能倒霉碰巧看过的又都是他们之中的次品，名字不敢一一列举了，有些都是如雷贯耳的名片，说句实话，留下的印象真不好，寒伧呀。这可能真有“代”的痕迹，我可以说我了解一点这一代人的历程，因为我碰巧出生在六十年代。分布在全中国各大中小城市或乡村的穷小子和富一点的穷小子差不多看过的电影全一样。没有选择的余地。谁十岁左右没有看过国产动画大片《小号手》，谁没看过阿尔巴尼亚电影《勇敢的人们》。这就是我们的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现在，你随便在书店找本谈世界电影的书，看一看那些年人家都出什么影片，哪怕只是给小孩看的。
　　转头又到1978年，第六代这拨人的黄金时代、多梦时节或说青春前后期，如果我没记错，这是改革开放第一年吧，中国进来了卓别林，可能因为他的人民性，也可能是他在日内瓦和周恩来的特殊关系。同时还来了《未来世界》，名著改编片《简爱》《孤星血泪》。80年左右，又有了一本杂志《世界电影译丛》，这本杂志里的一个专栏《国际影讯》使我几乎同时（相差一个月-半年）知道一些世界电影的动态。但也就是谁谁谁拍了部什么什么的片子，讲了个怎么怎么的故事而已。但这也不啻为一个气孔，让我们多少能呼吸到一点域外的气息。知道除了卓别林，还有个拍喜剧的伍迪·艾伦，并且正在拍《拿了钱就跑》。记住了法斯宾德、阿伦·雷乃、特吕弗，有部电影叫《水手奎莱尔》，有部谁也看不懂的电影叫《去年在马里昂巴》，此人刚刚又拍了一部叫《我的美国叔叔》或者《我的美国舅舅》的电影。当时已有了录像带，但我想连中国的鬼也不会想阿伦·雷乃的电影他会看到，因为当时在《大众电影》的封底上印了一幅《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王子与灰姑娘接吻的剧照，竟争议了好长一段时光。这就是第六代的八十年代初一个小小侧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愿力更强，福报更好的人有幸有了好的通道，上了电影学院，得以有机会见识原汁原味的精品电影，外加自我教育，自己给自己开了小灶，先聪明起来，有没有？莫须有。80-90年，电影院还没废，偶尔去电影院一年半载还可能看到一部不错的片子，但由于两顿之间相隔太久，可能对身体和心态都没什么好处。
　　看电影对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是文化生活中最快捷最高级的享受，而且他们从来没有满足，饥饿感使他们的胃口大得惊人。90年以来，VCD、DVD没能填平，反倒冲开了他们的欲壑。说着话，九十年代来了，VCD、DVD仿佛决堤的洪水一涌而入。于是，整个第六代（包括观众和导演），开始了看着别人的VCD、DVD拍着自己的VCD、DVD，导演们焦急地剪辑着自己的片子，想方设法地“勾引”着各个电影节的青睐与邀请，观众则通过各个小报和网络获知了各种报道，平静地等待或在遗忘中等待三五个月、三五年后，有盗版DVD的上市。在众多名垂青史的大师中，这些人的碟片在盗版小店里鹤立鸡群。任何出入过这些盗版店的D友们都会记得某些差不多的情景，那些盗版小贩更会记得：费里尼再给我拿十张，上次那二十张没卖完呢。贾樟柯的再给我两百个，上次的五百张要断货了。如果中国未来需要有一部第六代中国电影史，某一个盗版小贩该是首选的执笔人。因为毛泽东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那么某个有写作能力和逻辑头脑的盗版小贩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因为他是这一代人前沿风景的第一排观众。自从电影院悄然废掉或变成一个并不太好的敛财渠道后，拍电影的人拍的是电影，但看电影的人看的则是可能只能继续是DVD或未来的EVD。
　　曾经以为在严酷的体制的噩梦中醒来，会迎来一个电影的春天，我差一点写成电影的秋天。实际上，他们迎来的是一个黑夜，一个精神需求的黑夜，一个电影与观众分离的黑夜，电影院废掉了的黑夜，一个看电影只能是一个人卧室里的活动的黑夜。一个只有好莱坞大烂片抢劫愚昧观众的黑夜。以至第六代以自由的、独立的精神为价值取向的电影人只能像贼一样流窜于世界各地的大小电影节。
　　去年，英国前卫导演彼德·格林纳威为戛纳电影节提交了一份讲演稿《电影死了》，组委会因其过于悲观，劝其免说。于是，轮到他在大会上发言时，他只说两句话：电影死了。电影万岁。这两句高度浓缩的浅白之语，或许可以作为这代继续拍电影的人的座右铭，电影死了是一个必须了然于心的事实。同样电影万岁是必须坚持的一种精神。基于此，自由、独立、创造才可能是言之有物。否则，只能是盲人摸象，或盲人骑瞎马，只能从黑夜到黑夜。如果不掉崖已算幸运，但怎么可能呢？

　　　　　　　　——读《法斯宾德论电影》

英年早逝的法斯宾德去世至今已有二十二年了，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为后人留下了四十余部惊世骇俗的影片。这些葆有顽强生命力的影片仍不时地在世界各地的艺术影院、电影节、回顾展上放映。并且随着 DVD时代的到来，其全部作品几近无遗地被制作成品质优良的DVD碟片行销全世界，被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影迷收购、珍藏，随之奉为自己藏品的瑰宝。
　　法斯宾德秉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他所拍摄的影片尽管有着一目了然的外观，但内里包含的东西却并非如此单纯、明朗，相反，反倒可能是极其复杂，甚至是晦涩。对那些熟看并热爱法斯宾德影片的观众，坊间正有一本可以引领其走出迷津的指南手册，这就是《法斯宾德论电影：幻想的无政府主义，电影解放心智》。看了这本书后，你在观看影片时积存的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许会迎刃而解，你认为理解了的内容或许又有了新的意思。本书有两部分组成，上部为访谈，是法斯宾德在十数年里接受电台、报纸记者采访的精选集；下部为随笔、札记，主要是他对自己导演工作的精准诠释和考量，还有他对其敬慕或鄙弃的几位同行的剖析，溢美之处因其态度中肯令人感动，贬抑之词也因其分析冷静、客观令人信服。这部分里确有让人大呼过瘾的内容，精彩之处甚至与观看其影片有等值的震撼力。
　　其实，早熟的法斯宾德并未受过多么系统的教育（他以此为荣），他的电影经验大半来自早年的街头电影院里观看的美国电影。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法斯宾德无形中认同了好莱坞电影讲故事的基本模式，但来自他真实生活的经验又使他对好莱坞影片虚构的故事内容不能苟同。所以当他执起话筒当导演开始拍自己的电影时，虽然也采用了侦探片、情杀片等这种通俗剧的模式，但他却在这种熟悉的模式中注入了新的陌生的经验——个人对生活的直接经验，这些新元素在他影片的表面光华上形成了一层晦涩的光晕，让观者不安、激动并思考。而这些初看之下与好莱坞传统貌合神离的令人费解的不同，其实正是法斯宾德的价值所在，精华所在。
　　关于法斯宾德的电影，人们一向留有这样的印象：冷酷、暴力、绝望、强硬和桀骜不驯。但这与好莱坞黑色电影如出一辙的只是他显明粗略的一面或防御性的一面，而其精微细腻的一面或侵淫性的一面却需我们用更敏锐的感官捕捉。
　　在这本书的访谈部分，恰好有这样的一个方便甬道，通往法斯宾德敏感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一种全方位的自由开放的态度，使他对采访者的信赖无以复加，对所有可能提到的问题全面不设防，完全无障碍，绝对正面回答，绝无所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的遮掩和扭捏。他似乎能把每一次偶然的采访变成与相交甚久的知心朋友在夜深人静时的促膝倾谈。心底无私天地宽。也许你与一个人沟通，你就可能与所有人沟通。想必法斯宾德喜欢这种一对一的交谈，这与他指挥一个剧组所需付出的身心之力毕竟小些吧，交流的效果可能并不小。而且他全部的影片也何尝不是一个个人化的发言。或许访谈这种没有形式约束的自由表达可能使他感到轻松，使他更接近他“自我的原始性”。其实我们确实看到了与我们一贯看到的那个总是争强好胜的法斯宾德的另一面：脆弱、亲切、体贴、无力、温柔。这一点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在这一系列访谈中，作为被提问者，法斯宾德却操控着谈话的方向和趋势，当他感到提问者无力深入时，他会暗中助力，使问题更接近本真，心灵更内在的景观。法斯宾德欲摧毁人际隔阂的内驱力真是源源不竭，在他两三篇摇身一变由被访者变身为采访者提问时更见其尖锐、机智和包容。
　　本书大名《法斯宾德论电影》，此言无虚。但电影在他的手里、嘴里、眼中只是一个媒介，“通过电影，解放心智”这才是他的政治目的、伦理目的、人生目的。所以，除了谈电影，他肯定要谈乌托邦、无政府主义、他人情感、欲望、依赖、S/M和钱。他不可能不说到钱，拍电影不能没钱，这在某次访谈时被记者以财务问题提到，法斯宾德的回答显示出他在他不热心的工作区域的客观能力：条理清晰，思维严谨。
　　如果说访谈是自我呈现，通过访谈，法斯宾德为自己画出了一系列自画像的话，随笔、札记则展示了他介入现实的卓尔不群的能力。这些在忙碌的导演工作之余匆匆草就的文章，由于来自于一颗天才缜密的头脑，其对狂热激情的冷静驾驭令人惊叹。法斯宾德对人对己无所顾忌的直率与尖锐一定令他树敌不少，他的坦荡和无私的精神或许在他所批判的明智者中引起的不是怨恨而是思考。与访谈相比，这些札记、随笔虽然亦属零散，但终归有了更多连贯而独自的运思，使我们得见其超凡的能力和信心的来源：他全部生命的热烈要求就是获得人本质上应过的生活：爱与被爱。法斯宾德坦言，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基于此，他所谓的“电影解放心智”便是一句有的放矢的宣言。无论在访谈中还是随笔、札记里，法斯宾德一以贯之传递给人们的信号就是：我只要你们爱我。在这冷暖无常爱比死更冷的世界上，能如此清晰地发出这样的信号的人绝对是勇敢者的行为，法斯宾德做到了，因为为了达成一次爱的实现，他断然地克制自怜之心，他宁愿把一颗赤子之心袒露在体外，而这一点全然反映在他访谈时的精确用词和写作时的严谨文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