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懒的星期天

原文写成于2000年2月3日凌晨，初作标题“与杜拉斯相遇”，后发表于报刊改为“命运中的因缘”。
报刊稿转载如下： 
 
　　与杜拉斯接触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在一本《大众电影》的外国经典影片简介中看见《长别离》的剧照和一段简短的文字介绍，立即为之心动，现已过去近二十年，这部影片仍无缘见识。但那幅印刷不甚清晰的剧照却一直清晰地存留在记忆中：那个因战争失去记忆的流浪汉在低压的帽檐下那张温顺、认命又似乎莫名地期待什么的脸。随后的几年里，虽然不经常，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偶然地想起它，历历在目，犹如对于一个死去的活人的记忆。那是一种神秘的吸引力：那张模糊的脸后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后来我似乎感到找到了这种引力的缘由：我们都是那个流浪汉，我们在温顺与认命中隐忍地期待着的那个东西或许是人们永远不会了解的关于我们自身命运的真相的答案，或许是我们失去不会再寻回的珍贵时光。由于我们在失去那珍贵之物的同时也失去了记忆，所以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失去的是什么，但由于身体机能和习惯的需要，仍受着无意识和下意识的控制，我们仍茫然地寻找着。　

　　与《长别离》中那个失忆流浪汉对爱人的蒙昧追寻相比，我对杜拉斯的《长别离》的期待与寻觅是偶然性的，所以我有了不同的结果：某一天，一个无聊的日子，我闲逛进一个小书店，突然间眼前一亮，我在一角落看到几十本一排的《长别离·广岛之恋》，那是一批积压书，上面落着一层不薄的灰尘，一看定价与当时刚刚涨价的新版书相比确实低得多。我当即买下了两本。奇怪的是，我没有马上读它。又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我读了它们，《长别离》《广岛之恋》都读了。公正地说，它们在我看来，都是完美的作品。更公正地说，《广岛之恋》从某种意义上说，譬如社会历史价值、形式拓展上都可能要高于《长别离》，更不要说影响了。打我一下就明白了我绝对地更喜欢《长别离》，甚至这个带有陈腐的文学味的译名。考虑到一向如此反感这种译法，考虑到《广岛之恋》我也是爱不释手的情况下读完的，考虑到我完全知道《长别离》不过是对一部拙劣的好莱坞经典影片《鸳梦重温》的反写，我明确地知道了自己对杜拉斯的这部作品的喜爱是非理性的。

　　现在，我想到《长别离》时，它作为一个浑然一体的形象渗透着我，我甚至不知道它里面具体有什么；又有时，我仅能想起它的一个情节（阿拜尔撕报纸），一个落寞眼神，一辆卡车的刹车声，一节歌剧的序曲，一小段对话。我愿重温靠近结尾的一段黛蕾丝和现任情人皮尔的对话：

　　黛蕾丝：“他会回来的。”

　　皮尔：“别惦着了。你知道，不会有结果的。”

　　黛蕾丝根本没有听见。况且，对她来说，今后，一切与她心愿不符的东西，她都一概不承认。她像看陌生人一样地看着皮尔。她竭力表明一种态度。

　　黛蕾丝：“应该用别的方法试试。也许要更有点耐心，更可怕……你说呢？”
 

　　沉默。皮尔不答，黛蕾丝并不在乎。
 

　　你看见了，从数学与法律转入文学的杜拉斯写下了一道关于爱情、期待、绝望与交流的冷静方程，内在的冷酷革除与表面的平静简朴构筑成为经典的张力。在这里，唯一可能带来安慰的是颤栗，仅存的希望是绝望。至此，我也算了结了一笔我与杜拉斯的旧账，而这正值杜拉斯疯狂地滚滚而来之时。一九九九年，假如你逛书店，你会发现书架至少同时有三种杜拉斯作品集（包括别人写的关于杜拉斯的评传），翻开报纸还会看到一套二十本一套的杜拉斯文集即将问世。对我个人来讲，这一切将不抵我花三块钱买了两本的《长别离·广岛之恋》，时间在这里起了不可取代的作用。